案情回放

　　被告人周某、陶某原是上海某網面材料公司員工。該公司自行研制了“刺孔型干爽網面”生產工藝技術，并對其采取了保密措施，屬于該公司的商業秘密。兩被告人先后與該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保密制度》是該合同的有效組成部分。兩人均承諾嚴格遵守保密制度。

　　其后，周某因故離開該公司，并與另一被告人陳某共同成立公司，打算生產與原告公司“刺孔型干爽網面”同樣的產品。陶某在與原告公司合同期未滿的情況下， 擅自離職，加入了陳某與周某的公司。此后，他們訂制了與原公司相同的生產設備，生產與原告公司相同的產品，并以低于原告公司的價格分別銷售給多家公司，非 法獲利17萬余元，同期給原告公司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00萬余元。

　　法官點評

　　本案的爭議焦點主要在于權利人是否對涉案工藝技術信息采取了刑法意義上的保密措施。

　　司法機關審查商業秘密權利人是否采取了保密措施，有兩個主要目的。作為商業秘密的固有特征，權利人對其擁有的技術或經營信息采取一定程度的合理的保密措 施是該信息構成商業秘密的必備要件，也是司法機關審理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的事實基礎。同時，對于那些接觸過商業秘密的人而言，保密措施的存在是判斷行為 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保密義務的主要依據，司法機關據此判定其泄密行為是否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刑法意義上的保密措施的判定標準不完全等同于民法意義上的標準。按照民法有關規定，只要權利人在勞動合同中規定了一般性的保密條款，即使沒有其他保密措施，也同樣確立了當事人的保密義務，如果違反該約定，即應承但違約責任。

　　刑事責任作為最為嚴厲的法律責任，是在其他法律責任不足以救濟受害人的情形下而采用的救濟方式，其處罰對象是較一般侵權等違法行為更為嚴重的危害社會的 行為。因此，作為犯罪處理的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理應具有比一般民事侵權行為更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基于此，對于刑法意義上的保密措施的認定，原則上比民法意 義上的更為嚴格。除依照上述規定要求權利人以簽訂勞動合同等方式提出一般性的保密要求外，還要求其同時采取其他的保密措施。

　　一般說來，司法機關應從以下幾方面判定權利人是否采取了刑法意義上的保密措施：權利人是否告知相對人存在商業秘密；權利人與相對人是否簽訂了保守商業秘密的合同；權利人是否限制他人進入含有商業秘密的場所；權利人是否對含有商業秘密的文件進行特殊保管或禁止散放。

　　司法實踐中，對于權利人以簽訂保密合同的方式確定他人保密義務的或已明確提出保密要求的，應綜合考慮，客觀認定。對于一般性的違反保密制度規定，披露、 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給權利人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但行為人有悔改表現并積極賠償損失，社會危害性不大的行為，可以通過民事或其它途 徑予以救濟，一般不適宜用刑罰；但是，對于權利人已采取了刑法意義上的保密措施的商業秘密，行為人故意違反保密約定，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 的商業秘密，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應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原告公司不僅在與職工簽訂的《勞動合同》中一般性的規定了公司職工在 職 和離職后的保密義務，而且建立了相關的保密制度，劃定了公司商業秘密的范圍，對于涉密的技術材料進行專門管理。同時針對被告人周某、陶某等因工作需要而知 悉該工藝信息的人員，在簽訂《勞動合同》時均要求其學習原告公司的《員工手冊》及《保密制度》，并承諾嚴格遵守。據此，可以認定原告公司針對“刺孔型干爽 網面”技術采取的保密措施屬于刑法意義上的保密措施。因此，該信息符合商業秘密的特征，屬于商業秘密。被告人違犯與原告公司的約定，擅自使用該商業秘密從 事營利活動，給該商業秘密權利人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其行為符合侵犯商業秘密罪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