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理人不到場可由律師出庭
　　16歲的劉新（化名）因涉嫌盜竊，被上海市浦東新區檢察院起訴至長寧區法院少年法庭。法院通知了遠在江蘇丹陽的劉新父母，但兩人均表示無法出庭。庭審當天，社區工作者陳麗麗出現在了庭審現場。她的身份，是“合適成年人”。

　　據了解，“合適成年人”一詞來自英國，我國法律中并沒有這一用語，但諸如昆明、上海等城市都已經開展了對“合適成年人”制度的探索獨角獸司法考網。目前，我國各地擔任“合適成年人”的，多為律師、社會工作者和社區矯正機構工作人員。陳麗麗就是當年浦東新區獲得“合適成年人”工作證的十名社區工作者中的一員。

　　剛結束征求意見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第二百六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訊問和審判時，應當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無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場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近親屬，所在學校、單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到場，并將有關情況在訊問筆錄中注明。到場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為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

　　“合適成年人到底是什么人？這種說法比較抽象，不確切。刑訴法修正案（草案）規定法定代理人無法到場或是共犯的，可以通知‘其他成年近親屬，所在學校、單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代表’，我認為這樣的表述已經很具體，也能夠滿足實踐的需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衛東表示。

　　對于這一條款中所選定的替代法定代理人到場的幾個單位，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公訴一處檢察官岳慧青則提出了疑義。她認為聯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學校或村（居）民委員會，很可能全校或全村（社區）就會知道他所犯的錯誤，無疑會對其名譽權造成損害，甚至會影響前科消滅的開展。

　　全國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法學會未成年人法學研究會會長佟麗華亦表示：“實踐中，這些單位一般都不會派代表到場，也沒有到場的意愿和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能力，不能起到保護未成年人的作用。”

　　“何況，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在外地，其所在學校或村（居）委會的代表長途跋涉參加庭審，所產生的一系列費用由誰解決，這也是一個問題。”岳慧獨角獸司法考網青認為，草案的這一條款實際操作時會有很大困難。

　　實際上，在草案作出規定之前，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五十六條已經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詢問未成年證人、被害人，應當通知監護人到場”。

　　“這一條款是2006年未保法進行修改時，一個非常大的進步。草案將‘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作為‘應當’性的強制規定，實現了與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的一致，也體現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護的進步。但應指出的是，修改后的未保法開始實施后，‘應當通知’這一條款卻基本被架空，有些時候司法機關嫌麻煩，并不會通知監護人到場。”佟麗華說。

　　岳慧青也表示刑事案件的審理有一個效率的需要，有的時候從通知到法定代理人到場需要十多天的時間，無法保證司法的效率。在她所審理過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法定代理人尤其是外地的法定代理人無法到場有兩個很主要的原因：一種是被告人怕家里人知道，隱瞞家庭電話和地址；還有一種是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路途遙遠，無法到場。

　　基于上述原因，岳慧青建議由司法機關或法定代理人親自指定一名合適的成年人。司法機關可以指定從事法律援助的律師，也可以選擇教師等一些中立立場的具有優良品質的人員，但一定要經過法定代理人同意。

　　陳衛東和佟麗華也不約而同地提出法定代理人無法到場時，律師出庭的問題。

　　陳衛東認為作為法律專業人士，律師到場可以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權益。而且律師本身即是以幫助為職業，這也使其到場具有了時間上的保證。“另外，從發展趨勢來看，我認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律師到場，可作為中國律師在場制度的一個實驗。以此為契機，通過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推廣、試用和總結經驗，來推動將來所有的案件律師在場的實現。”陳衛東說。

　　佟麗華則建議，將司法機關應當通知的人員范圍規定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年近親屬和律師。

　　此外，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未成年人綜合審判庭審判長賴琪指出，這一條款從某種意義上保護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值得肯定。但是在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很多未成年被害人是沒有代理人的，建議法律中對此作出相關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