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下稱貿促會調解中心）近日對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提出修改意見，建議將草案相關規定修改為：經依法設立的調解組織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雙方當事人可以自調解協議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共同向調解組織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

　　“商事調解和解協議執行缺乏法律強制保障，易造成‘久調無果，調成亦無果’的狀況，不僅影響當事人及時解決糾紛，還給法院增加訟累，最終影響經濟貿易的整體發展繁榮。”貿促會調解中心秘書長王承杰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除了在民訴法修改之際尋求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名譽副主任、貿促會調解中心原副主任唐厚志認為，還需要制定一部專門的獨角獸司法考試網商事調解法幫助商事調解擺脫困境。

　　數以萬計商事爭議調解解決

　　“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商事爭議案件通過調解解決，包括在法院、仲裁委、貿促會調解中心等處理的商事爭議。”唐厚志告訴記者。

　　唐厚志指出，與法院裁判、仲裁相比，調解為當事人提供了更多自由選擇的空間。調解的非對抗性，使當事人不傷和氣，更易于解決糾紛，也有利于其后的合作。更重要的是，調解所需時間較短，費用也大幅度降低。調解的靈活性隨處可見：無論在時間、地點、程序還是規則上都極其靈活。

　　調解以其顯著優勢，逐步成為近年來商事爭議解決的一種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我國加入WTO后與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大背景下，商事活動的頻繁與商事爭議的增多，使商事調解近年來獲得了難得的發展機遇。

　　在法院，“調解優先、調判結合”是重要的審判原則。2010年全國法院一審民商事案件調解撤訴率達65.29%；在仲裁機構，“調仲結合”的工作也正在深入進行。根據北京市仲裁委提供的數據，2011年1月1日到11月20日，調解結案的案件數量有165件，占全部結案數量698件的23.64%.

　　于1987年成立的貿促會調解中心自成立以來，已受理各類商事糾紛過萬件，調解成功率在70%以上，案件涉及5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年來，受案量逐年增長，2011年貿促會調解中心調解的商事糾紛達2000余件，案件標的總額近17億元人民幣。

　　商事調解處于無法可依狀態

　　與日益增長的商事糾紛案件及商事調解快速發展不相匹配的是，商事調解從整體上看還處于一種無法可依的狀態。

　　當然，民事訴訟法、仲裁法、合同法等法律，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行政法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方面先后出臺的幾個司法解釋，都有涉及商事糾紛調解的依據，但是這種散見于法律法規中的規定，已遠遠不能適應中國商事調解的需要。

　　“實際上，中國的調解只能從一些非規范調解的法律中得到一些原則上的支持，目前依靠的主要是調解機構的調解規則，這些規則并不是法律，嚴格地說，最多也只是當事人協議采用的法規，其效力來自當事人的協議，不是來自立法。”唐厚志說。

　　當前，鼓勵和促進調解的發展已經是世界各國解決矛盾糾紛的趨勢，而立法的保障和支持則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

　　和解協議缺乏法律執行效力

　　我國調解立法的不完備使得調解實踐出現很多問題，調解中的不規范操作也頻頻發生。在實踐中，有的人既作為調解人，又作為一方當事人的代理人，這種違背調解中立性原則的做法卻并未被完全禁止。

　　這種無法可依的狀態已經成為制約獨角獸司法考試網Q1973506327商事調解發展的瓶頸。“多年來，經商事調解組織調解達成的和解協議缺乏法律執行效力的問題，始終阻礙著當事人對這一爭議解決方式的廣泛采用，束縛著商事調解的發展空間。”王承杰說。

　　而和解協議的執行力問題，也是唐厚志倡導的統一的商事調解法中的重中之重。比王承杰主張的司法確認更進一步的是，他希望直接賦予和解協議以執行力。“至今，我國調解機構的和解協議是沒有執行力的，這對我國調解事業的發展極為不利。國際上總的趨勢是，傾向于給予調解協議執行效力。”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國際商事調解示范法》就反映了這一趨勢。其第十四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和解協議的，該和解協議具有約束力和可執行性……頒布國可插入對和解協議執行方法的說明，或提及關于執行方法的規定。

　　唐厚志不贊成對商事和解協議的執行力進行審查，他認為那是沒有必要的。第一，商事調解和解協議是當事人自行處分其民事權利的結果；第二，法院只能看到和解協議的表面情況，而看不到其背面的即當事人各方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商業利益和關系，因此無從判斷協議內容是否公平合理；第三，我國的商事調解已經有了比較完整和成熟的調解程序規則，如貿促會調解中心的調解規則；第四，我國商事調解員隊伍的水平和素質已有很大提高，可以勝任商事調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