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至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廣東省考察，聽取基層群眾對政府工作的意見和建議。考察期間，溫家寶來到位于廣州市城鄉接合部的白云區江高鎮水瀝村，在與村民代表座談時，溫家寶提出，要切實保障農民權利。

　　在座談中，溫家寶說，現在普遍存在的問題是什么呢？是亂占農民耕地，而農民有意見，甚至由此引發群體性事件。問題的根源在于土地作為農民的財產，這個權利沒有得到應有保障。溫家寶說，我今天在耕地上是一寸都不放，一口都不松，可以說寸步不讓。

　　這是繼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下發后，中央領導再次就“三農”問題作出明確表態。

　　“三農”問題專家、中央黨校教授張虎林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一系列的政策、意見說明了黨中央、國務院對“三農”問題的重視，也體現了在解決“三農”問題上的政府責任。

　　“保障農民權利，最核心的就是保障農民土地財產權利。”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丁關良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承包經營權。

　　據了解，自2002年農村土地承包法頒布以來，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得到了系統規定和保護，尤其是在十七屆三中全會上，更是確定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長久不變。

　　“雖然法律、政策都對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了保護，但是在現實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丁關良說，一方面在于，各種政策在各地的執行不一，土地承包對象各有不同，這就導致出現部分農民沒有土地的現象。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國有土地不斷減少，在推進城鎮化建設的背景下，農村集體土地成為各種項目開發的征地目標。在征收或征用農村集體土地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研究中心曾對農村土地問題做過調研，研究人員在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調研時，聽到一些農民這樣的反映：如果地方政府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如建設港口、高速公路等公共設施，他們即使是不要一分補償款，也愿意把地“捐”出來。但實際上，農民經常被騙。

　　“在土地征收方面，農民權利最容易受到侵犯。”張虎林說，有些部門征收、征用農村集體土地往往是打著“公共利益”的幌子，先低價從農民手中把地征收過來，然后又高價把地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導致農民利益受損。

　　在丁關良看來，對農民損失最直接的，就是補償標準偏低。“在一些地方，補償甚至還是按照十幾年前的標準來進行。”丁關良說，而且還存在根據用地性質、目的不同，發放不同補償款的情況，“補償款還可以討價還價”。

　　丁關良認為，在征收農村土地過程中，尤其要注意對農民承包土地的補償，應該從兩個方面進行補償。“以前，征收土地只對土地所有權進行補償。但是，在土地承包法頒發施行后，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就是一項物權，土地征收導致了物權的滅失，因此還應當對農民的承包經營權進行補償”。

　　“對農民來說，土地被征收意味著喪失了是、獨角獸司法考試網Q1973506327發展權。”丁關良說，所以，對于非公益目的的用地，應考慮停止征收。如果要征收，可以成立統一的城鄉土地交易市場，同等對待城市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允許農村集體自己出讓土地，獲取土地收益，用于農村發展。

　　記者了解到，農村集體收益如何分配，也是現實中面臨的一大問題，涉及到農民收益權的保護。在傳統產權制度下的集體經濟組織中，集體所有制下單個集體成員處于無權利狀態，加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村自治組織相重合的現實特征，容易使農村自治組織的管理者成為集體資產的直接代表，并實際擁有集體財產的產權，這就導致農民作為農村集體資產所有者的地位不能充分體現，農民實際擁有的產權還不完整。

　　為保障農民收益權，近年來，北京、廣東、浙江、江蘇等地陸續開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份制改革的試點工作。以北京市昌平區為例，目前，昌平區已經有97%的村莊完成產權制度改革，35.4萬農民當上村集體資產的股東，享受集體收益分紅。

　　“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改革，成立股份制經濟合作社，是保障農民收益分配權的一個有效方法。”丁關良說，一方面，股份制改革后，股東大會、監事會等可以互相制衡，這樣可以避免村干部私自決定征地、集體財產處置等問題。另一方面，農民成為股東后，會更關注集體的利益，對于涉及農村公共安全的污染等問題，也會更加注意，有利于農村的社會管理。